商茶发展依托官府发展情况，那明末商茶衰落又有怎样表现？

商茶的发展紧紧依托官府发展的情况，国家中央集权弱化与社会稳定程度降低使得陕西商茶发展受阻，边防卫所守将贪污受风之风难以遏制，加之明末陕西地区天灾人祸导致农民起义大量，商道阻塞，人口大量外流，陕西在西北的商茶经营彻底走向衰落。

蒙古人在青海一带大肆烧杀抢掠，严重威胁到西宁、洮、河地区的百姓，“虏警”、“番寇”这样的消息一年之中多次上报朝廷。动乱影响番人的生存，纷纷向南迁徙，于是“中国茶马之利，大为减失。”

这样，在内忧外患的影响下，茶市贸易一度停滞，朝廷面临紧缺马匹的困境。朝廷不得不将太仆寺马价银、内帑银用以买马预备边防战事。嘉靖六年后再次调整太仆寺的马课本折则例，以便于课马及购买马匹。

西北出现军制败坏和官军腐败的问题，边吏、边将的贪污腐化加剧了茶市的恶化。到了明中后期，随着战事的增多，北部边境的军需求也日益增加，但军屯的破坏使得粮食产量每年递减。

而且部分管理军饷的边将却利用手中的权利，盘剥军士，边防卫所士兵走私茶叶更加肆无忌惮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商茶活动。

另一方面，茶市逐渐衰败，边疆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。西北边境多战事,“战马日渐消耗”,从而削弱了国家实力，国家对商茶管控的能力下降。

这样情况下明政府不得不调整茶法。朝廷通过加强巡察，整顿茶马司等方法，严格验收茶引、加强对番僧携带茶叶数量的管理和稽查。

严刑峻法，杜绝边防卫所军士的玩忽职守，私贩、与番人私通或者边防守将不觉察者处极刑，边备、分巡等道如果私自通贩者，一律不得论赎。

另外还严禁贩马以便招易番马。至于开中商茶制度则规定互市的日期、调整引目、限定商茶数量，不断加以变通。商茶遭受到限制，后期交易规模日渐缩小。

汉中屡次发生茶户作乱的事件，严重影响茶业经济的发展，明政府不得不使得开中商茶制度逐渐解体。

陕南北边靠着秦岭，南边倚仗巴山，汉江在其间从西向东流过。秦岭阻挡了北方的寒流，形成了亚热带气候，陕南的水热资源、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特产矿产资源丰富。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存在着一个个山间盆地，是陕南主要农耕区，其余地方则为高山峻岭，不宜于耕作，易为罪犯流寇藏身之所。明末陕西连年遭受天灾:

“万历四年九月初七日，汉中大雪盈尺，杀禾稼。八年，河大西，冲崩墓。十年，西、延大早，饥，人相食。华阴雨雹。十一年夏四月，兴安州猛雨数日，汉江溢……十三年，风翔大饥。十四年七月，陕西早。冬，澄城地震。十五年，西安大饥。十九年，延绥、榆林二卫所八月霜雹相继，禾苗尽死……二十六年，延安大水，漂人畜甚多。

二十七年七月，蓝田地震，大雨十日，土窑皆陷。三十四年六月，陕西地震。三十七年，延安早，饥。三十八年秋八月，不雨，至次年夏四月，民多疫死……四十五年，富平冰雹。四十八年，关中大饥，十岁儿易一丰。天启二年五月，渭南大风拔木，冰雹伤禾。四年八月，陕西地震。天启六年，富平早、饥，延长大水。七年，米脂地震。崇祯元年八月，陕西恒雨霜，杀称。二年米脂大早。四年，榆林连年早西安早。”

从明末初年以后，陕南山区长期陷于战火之中。起义军队曾在陕南与政府军队反复较量，同时也是地方武装争斗的场所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多方军事力量在陕南斗争，致使当地社会经济面临巨大的破坏。

崇年间，陕西各地自然灾害愈发严重，朝廷下发征收赋役仍然不减，由于陕西靠近北部军镇，要以一省的能力来供给延绥、甘肃、固原、宁夏四军镇需要的物资，因此陕西省普通百姓要比别的省份负担更重一些，这也使得陕西在明末饥荒问题十分严重。

明末名臣卢象升对秦巴山区东部的残破景象有如下描述:

“兵燹频仍，一望荒郊，于遗殆尽。臣每介马而驰于穷崖绝谷中，百里不见炊烟，不逢人迹。即有一二面鸠形之辈，寄息山岩石窟之间，所食皆草根树皮，遥望官兵，而他.山民本非士著，生理鲜少，落落晨星，一当寇警，死者十三，逃者十七，就中投入贼伙者亦多迄今地亩抛荒，庐舍煨尽，几于千里不毛。”

战乱使得大量自耕农成为流民，四散逃去，有识之士无不痛恨惋惜。清初一段时间里陕南的困境没有得到恢复，反而更甚。

顺治时的的户部侍郎王来用报告:“秦中地方自明季以来，数十年兵劫奇荒，流毒之惨，盖无一块干净土地也。在贼杀不尽而苦凶荒饿杀，饿杀不尽又苦传染病杀……田则满目荒草，庄则徒存破壁，人烟几断。触目伤心，真天老地荒之象。”

报告中所举商州山阳县情况是，盗寇祸乱山阳县多年，县城屡次被攻破，县志文书等皆被焚毁，官员往往逃于他处。当年二十里今合并作一里:当年七千六百余口人而今只剩下五百多:当初更低九百多顷，战乱过后大多荒芜，只剩一百顷。

兴安州白河县景况与山阳县大同小异，县城外尸骨遍地，草木生长遮蔽天空，附近没有一块可以用作耕种的田地，而野鹿野猪出没惊人,偶然査得战乱之前有余粮九百零二石，人口一千五百余口,现今熟粮只有四十二石，人口二百零一个。处处皆惨状，人不相闻。

汉中府风县:“县治设在云栈之中，四面峻山，乃系盗贼渊薮，屡遭残破，人烟几断，山内无人，自崇祯年间至今，并未开征。”

战争过后，流寇滋行，百姓被屠杀，山村多野呈现出一片萧条寂寞。

碑文曾记载当时景象:“盖自累朝以来，饥荒年岁，止见斗米三钱倍增七钱者。余等痛此遭逢，尚未稀有之事。岂料崇祯八、九年来，蝗早交加。浸至十三、四年，天降大饥，商洛等处稍康。四方男妇奔走就食者、携者、负者，死于道路者，不计其数。万状楚细陈不尽。余等菜羹食，幸得生全。”

“普通民众颠沛流离、苦不堪言。除了县治地方外，由于人口锐减，大量野生动物出没。更有甚者，汉中府凤县治所为防止盗贼迫害竟设在四面环山的云栈中。农民战争加之流寇侵袭，人口锐减，除却死于战火，绝大部分或逃匿山林，一些地方志记载当地人口“百无一二”、“千不存一”甚至“万不存一”。

地方志的记载不无夸张渲染的成分，不可尽信，张建明曾在《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--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》一书中探讨过当地人口严重流失的原因,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:

一是有关记述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当地遭破坏、人口损失、社会凋敝气氛的夸张、染，尤其当联系赋役问题论及人口数量时，渲染成分更多:

二是城治所在地方聚集的人口数量与其他地方人口分布数量的关系、差异:三是在平地居住的人口数量与在山地居住的人口数量多少的关系、差异等。

在这里对人口流失的原因不加以讨论，通过上面因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: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平地地区人口很少，整个陕南地区笼罩在死亡的威胁之下。

战乱致使陕西地区人口损失严重，产茶地区茶叶生茶难以为维，本省茶叶产销停滞:商道阻塞，来自湖南安化等外地茶叶无法运至陕西二次加工或进行贸易中转，明代末期陕西商茶彻底走向衰落。